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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哪位新加坡爱国华侨被称为国叔

发布时间:2019-09-14 15:31:59 编辑:笔名

民国时期那位新加坡爱国华侨被称为“国叔”?

核心提示:1886年,徐统雄出生于粤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汇城村,父亲是新加坡华侨,因家贫,16岁的他辍学赴新加坡随父经商。

本文摘自:《人民政协报》2012年11月1日第B2版,作者:莫春,原题:《一位被称为“国叔”的人》

追随中山先生

1886年,徐统雄出生于粤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汇城村,父亲是新加坡华侨,因家贫,16岁的他辍学赴新加坡随父经商。不久,便独当一面,独立经营7家商贸公司,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华人富商。

1905年冬,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,徐统雄认同其思想,积极支持革命。当1906年孙中山再次赴南洋宣传革命而驻新加坡时,徐统雄前往拜访,并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。徐统雄原名徐港宜,字洞云,孙中山认为“洞云”有遁世绝俗之意,遂为其改名为统雄。自从认识徐统雄之后,孙中山每次到新加坡,食宿均在他家中。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,徐统雄让母亲帮助照料孙科。二次革命失败后,孙中山流亡日本,成立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。为加强与南洋侨胞的联络,争取支持,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,由徐统雄负责。当时,他在新加坡一带根据孙中山指示,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为革命募集军饷30万大洋。并典卖了7间店铺及其资产,捐做革命经费。据《星岛》报道,他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。

1917年,孙中山南下广州,成立护法军政府,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,曾多次写信给徐统雄,请设法为革命筹款。他在1917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说:“徐统雄先生大鉴:九月十四日来函,并清单一纸,均悉一切。前由台湾银行汇大符兄手贰仟元,及交邓子瑜兄带来一佰一拾伍元贰毫,均经收妥,已嘱财政部来单分发收据。段氏以武力力逼西南,风声正紧,刻与唐、陆二公分道出师,以靖国难。弟需款之急,非言可喻,请与同志诸公源源接济,俾竞大功。”

筹建早的中山纪念堂

1925年,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,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、潮梅财政视察员。在任期间,他先后在三河坝镇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堤,以保护河岸;在三河坝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,以备防洪。随后,他担任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员,为华侨谋福利甚多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大埔华侨,集巨资兴建了家“中山纪念堂”。

次护法运动失败后,孙中山曾率胡汉民等从汕头乘坐“协和”号轮船抵达大埔三河坝,视察粤军和指示军略,商议讨逆护法的军国大事,勉励粤军将士开辟闽南护法区,打倒军阀,统一中国。孙中山此行在大埔县停留了5天。孙中山亲临大埔,使当时的粤军士气大振,并迅速进攻福建20多个县城,建立了闽南护法区。

1928年,徐统雄在新加坡向华侨募集巨款,兴建了家“中山纪念堂”,作为对孙中山1918年5月三河坝之行的纪念。纪念堂于1929年建成,它在翁万达石坊内,离江边比较近,前面是一条不宽的水泥公路。它不算很高大,呈典型的左右对称。建筑为两层水泥框架结构,面积约500平方米,由胡汉民题写的“中山纪念堂”字样就镶嵌在楼顶匾额之上。纪念堂前是孙中山的雕像,下方有“天下为公”几个大字。一楼是孙中山、陈炯明、胡汉民、蒋介石、邓铿、张猛6人一起谈话的蜡像,再现了当年孙中山说服陈炯明出兵福建,援助护法战争的情景。这些蜡像,令人想起民初兵荒马乱的情景,也让人想起孙中山先生持之以恒的革命精神。一楼的一角还有蒋介石与张学良联衔保护纪念堂的布告等。二楼堂中保留了孙中山的真迹“博爱”二字,还挂了蒋介石的书法“景仰国父”及林森书法“作君之师”等匾额。

事后,他再次赴新加坡。数年后,才回国定居。1935年,他出山任四川禁烟督查处处长。1937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。抗战爆发后,告老还乡,不再任职。

为官和治家

1919年,“国叔”回国省亲,察觉出中国侨胞,每人船票一张,而女子的船费,则需比男子高一半。此不平待遇,形同勒索。遂向洋人船务公司提出严重抗议,几经交涉,终告成功。潮州人士,深感他仗义执言,解除民困,在新加坡八邑会馆门前,立碑记述,以记其功。

徐统雄在韩江治河处卸任时,仍存公款4000大洋,人家劝他设法销账,不必移交。他笑道:“我要赚钱的话,南洋7间商店早发财了!”遂将存款全数移交无误。

其祖屋德庆楼是徐统雄手上盖的,房前屋后都是邻居的菜园、厕所,徐统雄有一次返家,地方官吏前往拜访,看见门前道路狭小,建议他出面向邻居割让土地,以扩大道路。他断然回绝说:“我们家乡人多地少,寸土千金。村民仅有一点生产资料赖以谋生,我不能损人利己,我家走走小路不要紧。”

1920年,汇城村徐宗族在英雅乡有租谷共300余市担,英雅乡民要求减租,徐姓乡绅不允,引起诉讼。适值徐统雄回乡,族人以为他有声望,请他出面,以达到打赢官司、阻止减租的目的。不料,他反而积极支持英雅乡民的减租要求,并规劝族人说:“祖公已死了几十年,我们子孙后代还可以不劳而获,享受这么久的优待,岂可不知满足!”

原汇城村仅在中山公园设有避水所4间,不敷村民避难容身之用,后来乡人商定在刘家祠背增建避水所。当时,刘姓家人以为祠堂背动土会影响风水,有不同意兴建之议。徐统雄亲自前往劝道:“人家要修桥施路以利大众,而今,眼看村民邻里受浸,自己地势较高的房子也要腾出来让人居住,何况祠堂背一块空地呢?”在他的耐心劝说下,避水所终于顺利建成,村民无不额手称贺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,徐统雄任汕头韩江治水处处长期间,主动驱车前往调解星洲同乡多年悬而未决的“育善公产”纠纷,当事双方都极为感动,纠纷得以顺利解决。

徐统雄还热心公益,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。1915年,他和陈嘉庚等一起,在新加坡倡办华侨中学、南华女校,为发展华侨华文教育竭尽心力。1926年,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和三河中学,致力甚巨。

1947年,已抱病在家的徐统雄收到大埔县中共地下党的一封信,内容是请他协助维持当地社会治安,他捧读再三,心情无比激动地说:“共产党还是了解我的平生抱负的。”不幸的是,徐统雄随即病逝,享年61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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